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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礼乐文化？礼以修身，乐以化心******

　　中新网12月20日电近日，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百家讲坛》名师彭林举行了一场直播连线，带领读者品读自己的作品《礼乐中国》，体会博大精深的礼乐文化。

　　直播中，彭林教授首先讲述了这本书的写作缘起。受电视剧等影响，现在一提到礼乐，有的人认为是“封建遗存”，有的人联想到的是磕头、作揖，其实这些都是对礼乐文化的误解和片面解读。

《礼乐中国》。图片来源：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作为历史学者，彭林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传播礼乐文化。他希望通过礼乐，树立国人的文化自尊、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律。

　　接着，彭林阐释了“礼”和“乐”的内涵和关联。

　　《礼记》说：“礼也者，理也。” 礼，是贯穿万物之理的规范。理无处不在，礼亦无处不在。鞠躬、作揖这些外在形式只是礼的细枝末节。

　　《管子·牧民》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平，不愁吃穿了，就会追求精神层面的发展，讲究礼节，明辨荣辱，使自己的生活更有品质。

　　中国文化以“人”为中心，以人如何通过修身，从一个动物学意义上的人成长为道德意义上的完人，作为人生的必修课。礼是做人的规范，所以这一过程，是借由学礼、践行礼来完成的。

　　和“礼”一样，“乐”也是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中国古人将今人所说的“音乐”，拆分为由低到高的三个层次，分别称之为声、音、乐。其中“乐”是最高层次，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正所谓“德音之谓乐”。

　　儒家修身的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大要则包括内与外两个方面。所谓内，是懂得用思想纯正、风格典雅、中正平和，具有道德教化作用的雅乐陶冶心性，养心怡情。所谓外，是懂得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消除戾气，拒绝粗俗，懂得遵守社会秩序，尊重他人，与人为善，谈吐典雅，涵养德性，变化气质。

图片来源：浙江文艺出版社供图

　　礼以修身，乐以化心。礼乐双修，就是内外兼修。“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彬彬然有君子之风。

　　最后，彭林分享了古今两个礼乐小故事，提出没有经过礼乐熏陶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

　　据介绍，《礼乐中国》兼具通俗性与专业性，全书精选《礼记》《论语》《左传》等典籍中有关礼乐文化的格言名句100余句，每句礼乐格言下皆有译注和析义。

　　此外，书中还配有许多与礼乐文化相关的图片，进一步丰富了全书的内容。彩插中的礼仪复原图实属珍贵，由彭林教授独家授权，来源于其课题项目。根据《周礼》《仪礼》《礼记》等古籍中对于古代礼仪和音乐的文字记述，彭林教授团队对古代礼仪进行了复原，如《周代婚礼夫妇对食礼仪复原图》等。(完)

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